《名人之后》这部访谈录中收录的“名人”则可归于古人口中“立德、立行、立言”的行列里，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作品、思想、理论和实践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或读者。这是一部有地方色彩的书，书中17位文化大家均来自浙江嘉兴，嘉兴的地灵人杰自是毋庸赘言，而名人之“名”，不是过眼云烟、昙花一现的短暂之名，而是源于某些独特的精神特质。
蒋百里的四女儿蒋华在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道：“放假时，他让我们游泳、骑马；他注重我们的功课，却不看重我们的分数。”“他说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文明、守法、守规矩，我们不要太重外国的物质文明；中国人的长处是忠孝、仁爱、信义、和平的传统文化。”在教育子女方面，蒋百里是开阔、富有远见、中西兼收的。
丰一吟回忆父亲丰子恺的教诲时说：“爸爸一直牢记李叔同先生对他说的一句话：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。’意思是说，读书人首重人格修养，其次才是文艺。”而拥有爱给予爱，就是人格修养的一部分。丰子恺曾经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当作给子女们读的教材。“我姐姐哥哥们碰到蚂蚁搬家，不但不去伤害它们，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。”
这些言语背后传递的其实是一种又一种美好的家风，传统家风对于身为家长身为教师者的启发绝不是一时一地的。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说：“王家人受祖父的影响，都十分好学，都安于坐冷板凳。”他还说：“王家人有读书人的傲气，再恶劣的环境下，都鼓励自己不要沉沦，不做小人之事。”沈霜对父亲茅盾感受最深的是他的俭朴，“他一般外出都不带秘书，生活起居由自己料理，公家配备的厨师，他也以‘家里人口少’为由谢绝了。”王国维的硬气、茅盾的俭朴、陈省身的任其自由、穆旦的爱国情怀、张乐平的仗义、蒋百里的开明、谭其骧的刻苦勤奋，不仅仅是他们子孙后代的财富，也是今日的诸多读者可以学习借鉴的。
我们今日向这些大名鼎鼎的为人父母者学，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成为日后的名人，而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家庭教育让他们长大成人、成人自立、自立在天地之间。如若成为有口皆碑的名人，那是意外之喜，不是最初目的。徐善曾说起父亲徐积锴未能和祖父徐志摩一样成为诗人时认为：“如果徐志摩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那么我们就永远欣赏不到他的诗歌了。重要的是，每个人应当寻找属于自己的热情。”孙道临的女儿孙庆原说：“如果你做的事和父母的专业是一样的，可能更容易成功；但你做了不同的专业，虽然不能达到父母那么高的高度，但更能证明自己。”
名人之后不管从事哪一种职业，身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，工作成绩与个人成就如何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，就是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多有在本职工作之余，不约而同地投入于用心整理祖上留下的文字山河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几乎未敢有倦怠之日。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希望把他们的文字整理出来，为社会做贡献。这是我的愿望。”朴实的愿望背后是多年付出的艰辛。朱希祖在北大之前的资料太少，特别是在北京上世纪20年代的日记只剩下几个月的内容，所以后人整理时需要在别人的日记、回忆、年谱、书信、报纸、北大校史、清华校史、辅仁校史中去寻找。真可谓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资料”。要么整理，要么编订，要么著述，方式不一，然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。张人凤为祖父张元济写传记《智民之师》，整理出版《张元济全集》，修订《张元济年谱长编》，“大概编撰700万字，写作50万字。”丰一吟写下两本回忆录《潇洒风神——我的父亲丰子恺》与《我和爸爸丰子恺》，为读者留下详实可信、具体可感的父亲丰子恺。丰子恺是漫画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，也是深爱着儿女的父亲。
名人之后通过自身努力使名人的文字出版，让它们传播于后世人间、影响世道人心，这是继承之后的发扬。先有名人，后有名人之后，由名人到名人之后延续成一个个名门。名门之所以成为名门，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，必有其天经地义的理由。后人或可学习，或可追念，或可遥想，均体现出深远的意义。
